佛經(jīng)學興于洛陽，佛教傳于洛陽，理學淵源于洛陽。中國文化之三大學術主流，無一不發(fā)源于洛陽，流傳于四方，垂傳于后世。關于佛教傳入中國內地，見于史籍的最早為三國魏魚豢所撰《魏略.西戎傳》。文中載:"西漢哀帝元壽元年，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(jīng)"。但這時還沒有宗教活動，到了東漢初年，佛教才開始逐漸流傳。
東漢時期，洛陽是帝國之都，經(jīng)濟繁榮，文化昌盛，交通便利，商客云集，為佛教傳播提供了優(yōu)越條件。東漢永平七年（公元64年）明帝聞西方有異神，遣郎中蔡諳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。永平十年，他們與中天竺僧人攝摩騰、竺法蘭以白馬馱經(jīng)、像回到洛陽，次年于雍門外建白馬寺。一般認為以白馬寺的創(chuàng)建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，攝摩騰、竺法蘭在白馬寺譯出《四十二章經(jīng)》，為現(xiàn)存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。東漢時期絕大部分佛經(jīng)都在洛陽翻譯，該寺是最重要的佛經(jīng)譯館。此后，西域僧人不斷來到洛陽，參與佛經(jīng)翻譯。從明帝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至獻帝延康元年（220年）間，譯經(jīng)者12人，譯出佛經(jīng)292部,395卷。譯經(jīng)的同時，也開始講經(jīng)。如安世高，善漢語，在洛陽講經(jīng)，聽者云集。東漢時期的佛教傳入，佛經(jīng)翻譯，講經(jīng)活動，最早佛寺的創(chuàng)建都集中在河南洛陽地區(qū)，河南洛陽地區(qū)就成了中國佛教的發(fā)祥地，白馬寺成為中國佛教早期傳播和佛事活動的中心。
洛陽是中國歷佛寺最多的城市
洛陽是我國的九朝古都，在一千多年的時期內，曾是中國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中心，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、發(fā)展和興盛，歷代的高僧大都云集洛陽、嵩山一帶。由于歷代帝王、群臣信仰佛教，大力提倡和扶植，修建佛寺之風大興，佛寺數(shù)量不斷增加，規(guī)模不斷擴大，一時竟達到緇服接踵，剎廟林立。西晉時洛陽已有佛寺42所，特別是北魏皇室大力提倡，奉佛之舉，朝野風從。"篤信彌繁，法教愈盛，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，庶土豪家舍資財若遺跡，于是招提櫛比，寶塔駢羅，爭寫天上之恣，竟模山中之影，金剎與靈臺比高，廣殿共阿房等壯"僅皇室造寺就達47所，王公貴族造寺839所。宣武帝（499～515在位）時，京城洛陽建寺500余所。北魏末期，洛陽被稱作"佛國"，魏境內有佛教寺廟30000余所，僅京都洛陽就有佛教寺廟1367所，"寺奪民居三分且一"，可算中國城內佛寺之最。
少林寺是中國佛教禪宗祖庭
在嵩山梵剎中，最聞名中外的是佛教禪宗祖庭少林寺。少林寺位于河南省鄭州市登封縣城西少室山陰的五乳峰下，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（496年）。時有西域僧人跋陀曾長期跟隨孝文帝，頗受敬重。遷都洛陽后，跋陀不喜歡京師的繁華，常來往于嵩洛之間。孝文帝為它修建了這座寺院，因在少室山陰的叢林之中，故名為"少林"。跋陀在此傳授"小乘宗"，弟于數(shù)百人，其中有的成為后世北方舊禪法的代表。跋陀晚年移居它處，弟子分散各自傳教。教十年后，少林寺成分"大乘宗"的傳法道場。在少林寺首傳"大乘宗"的是印度南天竺人達摩。據(jù)傳達摩為南天竺國香至王之子，姓剎帝利，原名菩提多羅。其師般若多羅，為古印度禪宗二十七祖。梁普通八年（527年）泛海達到廣州，梁武帝遣使請至金陵（今南京），因晤談不契合，于同年渡江北行至北魏，在嵩、洛間傳授禪教。后入少林寺，隱居于寺后五乳峰上的石洞之中，九年"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"，世稱"壁觀婆羅門"，所傳安心禪法，深受魏明帝推崇，僧俗信向者甚眾。達摩在北魏傳授的是以《楞伽經(jīng)》為依據(jù)的獨特大乘禪法,他提出了"理入"和"行入"的"入道"途徑。理入屬宗教理論，行入屬于宗教實踐，即禪法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教義，也就是菩提達摩的簡易禪法。經(jīng)其弟子慧可等以下幾代禪師的闡發(fā)，到惠能時正式形成禪宗?；菽芊ㄋ蒙駮?，堅持南宗為禪宗正統(tǒng)，認定自菩提達摩至惠能六代系一脈相承。從此菩提達摩被尊為東土禪宗初祖，少林寺被尊為中國佛教禪宗祖庭。
河南有中國西行求法第一人、第一個受戒出家的漢僧
朱士行（約三世紀），三國魏僧人。原籍潁川（治在今河南禹縣）人。少年出家，嘉平（249-253年）中，縣柯迦羅弘傳《僧祗戒本》，并創(chuàng)行依羯磨法授戒朱士行依法受戒為比丘，與在他以前僅僅以離俗為僧的有別，因此后將他當作漢土真正沙門的第一人。他出家后，專心精研經(jīng)典。當時最流行的譯本是《道行般若經(jīng)》，他常在洛陽講此經(jīng)。但《道行般若經(jīng)》的傳譯者理解不透，刪略頗多，脈絡模糊，文句艱澀，難于理解。他感嘆大乘里這樣的要點竟譯得不徹底，就發(fā)愿尋找原本來彌補這一缺憾。甘露五年（260年），他從長安西行出關，渡過沙漠，輾轉到達了大乘經(jīng)典集中地的于（今新疆和田一帶）。在那里，他果然得到《放光般若經(jīng)》的梵本40章，60余萬字。因受到當?shù)芈暵剬W徒的阻撓，未能將經(jīng)本很快送出，直到西晉太康三年（282年）才遣弟子弗如檀（漢譯法饒）等10人送回洛陽，惠帝元康元（291年）由竺叔蘭、無叉羅等人在陳留水南寺譯為漢文《放光殷若經(jīng)》，計20卷。朱士行終身未回漢地，80歲病死于闐。其所得經(jīng)典雖只有《放光般若經(jīng)》一種，譯文仍不完整，但對當時影響很大。一時學者如帛法祚、支孝龍、竺法蘊、康僧淵、竺法汰、于法開等或者加以注疏，或者從事講說，都借《放光般若經(jīng)》來弘揚般若學。因朱士行求法故事動人，后人有托名《朱士行漢錄》經(jīng)錄著作，此錄在隋初即已散失。
白馬寺是中國最早的佛經(jīng)譯場
佛教經(jīng)典由口頭傳誦到書寫成文，經(jīng)歷了漫長的發(fā)展過程，并逐漸形成各宗各派學說。佛教經(jīng)典繁多，總稱為經(jīng)、律，論三藏。中國佛教經(jīng)藏大部分都是在河南譯出的。洛陽、安陽、開封、許昌等地都是重要的佛經(jīng)譯場。而洛陽白馬寺則是中國第一個佛經(jīng)譯場。東漢時期，洛陽白馬寺清涼臺已成為西域、印度佛教學者、高僧來中國后翻譯佛經(jīng)的中心，中國早期佛經(jīng)絕大多數(shù)是在這里譯出來的。相傳印度高僧攝摩騰，竺法蘭與蔡諳秦景同來洛陽后，明帝命二高僧將所帶來的佛經(jīng)原本--梵文"見葉經(jīng)"在白馬寺譯成漢文，其名為《四十二章經(jīng)》，此為中國第一本漢文佛經(jīng)。攝摩騰去世后，竺法蘭又單獨譯出了《十地斷結經(jīng)》4卷、《法海藏經(jīng)》1卷、《佛本生經(jīng)》1卷、《佛本行經(jīng)》5卷等，這是中國最早的一批佛學著作，對中國佛教的最初傳播關系極大。在東漢后期桓、靈帝時期，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，通曉"外國典籍三年（170年）的20多年內，他在洛陽先后譯出〈安般守意經(jīng)〉、〈陰持人經(jīng)》、〈大十二門經(jīng)〉等共95部,115卷。后又有月支人支婁迦殲，來后不久，即到洛陽，通曉漢語，他先后在洛陽譯出《般若道行經(jīng)》、〈般若三味葉〉等23合,67卷，所譯最主要的是《道行般若波羅密經(jīng)》，開了中國般若學之先聲。安世高偏重宣揚坐禪法，多佛教小乘內容；支婁迦讖偏重宣揚般若學，多佛教大乘內容，這就成為東漢后期佛學的二大系統(tǒng)。相傳,兩位譯經(jīng)大師，都曾長期居住白馬寺里從事佛經(jīng)的翻譯和主持譯經(jīng)事宜。和安世高、支婁迦讖二位譯師大體同時在洛陽譯經(jīng)的還有：天竺的竺佛朔，安息的安玄，月支的支曜，康居的康孟祥、康巨等。當時漢人參與譯經(jīng)者，有親自受教于安世高的嚴佛調以及洛陽人孟福、張蓮等10多人。據(jù)有關資料記載，從東漢永平十一年（68年）至東漢延康元年（220年）的150多年間，譯經(jīng)者有12人，共譯出佛經(jīng)292部，395卷。洛陽以及白馬寺不僅是我國最早的佛經(jīng)翻譯道場，也是我國譯經(jīng)最多的譯經(jīng)場所。
河南有中國最早受戒出家的比丘尼
傳戒是設立法壇，為出家的僧、尼或在家的教徒傳授戒法的一種宗教儀式，亦稱開戒或放戒。佛教傳入中國時，并無傳戒儀式。據(jù)佛教史籍記載，當時度人出家只以剃發(fā)披服縵條，即無條相袈娑，以不滿五人，不能受具。大概只用三皈、五戒、十戒迭相傳授而已。曹魏嘉平二年（250年）時，曇摩（柯）迦羅來洛陽，見眾僧未秉戒法，就在白馬寺譯出《僧祗戒本》以備用。并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，這是中國依律傳戒之始。魏正元中（245-255年）安息國沙門曇帝在洛陽譯出《昱元德羯磨》，才具備羯磨儀式。中國僧徒受具足戒即在此時始。到了東晉時（317-420年），出家僧尼漸多，道安（312-385年）始提倡嚴肅戒律。他制定僧尼軌范，有布薩（說戒）、悔過等法。中國尼眾之受具足戒實始晉代。晉穆帝升平元年（357年），僧建請曇摩竭多于洛陽，依《僧祗尼羯磨》及《戒本》建立戒壇傳戒。當時沙門道場以《戒因緣經(jīng)》為難，認為他傳戒結界不合法。曇摩竭多遂浮舟于泗河結壇，洛陽竹林寺凈檢尼等4人同于此壇從大僧（和尚為大僧，尼為二僧）受具足戒，這是中國尼眾受戒之始，種為船上受戒，凈檢等4人是中國最早受戒出家的比丘尼。
東漢時期，洛陽是帝國之都，經(jīng)濟繁榮，文化昌盛，交通便利，商客云集，為佛教傳播提供了優(yōu)越條件。東漢永平七年（公元64年）明帝聞西方有異神，遣郎中蔡諳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。永平十年，他們與中天竺僧人攝摩騰、竺法蘭以白馬馱經(jīng)、像回到洛陽，次年于雍門外建白馬寺。一般認為以白馬寺的創(chuàng)建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，攝摩騰、竺法蘭在白馬寺譯出《四十二章經(jīng)》，為現(xiàn)存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。東漢時期絕大部分佛經(jīng)都在洛陽翻譯，該寺是最重要的佛經(jīng)譯館。此后，西域僧人不斷來到洛陽，參與佛經(jīng)翻譯。從明帝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至獻帝延康元年（220年）間，譯經(jīng)者12人，譯出佛經(jīng)292部,395卷。譯經(jīng)的同時，也開始講經(jīng)。如安世高，善漢語，在洛陽講經(jīng)，聽者云集。東漢時期的佛教傳入，佛經(jīng)翻譯，講經(jīng)活動，最早佛寺的創(chuàng)建都集中在河南洛陽地區(qū)，河南洛陽地區(qū)就成了中國佛教的發(fā)祥地，白馬寺成為中國佛教早期傳播和佛事活動的中心。
洛陽是中國歷佛寺最多的城市
洛陽是我國的九朝古都，在一千多年的時期內，曾是中國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中心，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、發(fā)展和興盛，歷代的高僧大都云集洛陽、嵩山一帶。由于歷代帝王、群臣信仰佛教，大力提倡和扶植，修建佛寺之風大興，佛寺數(shù)量不斷增加，規(guī)模不斷擴大，一時竟達到緇服接踵，剎廟林立。西晉時洛陽已有佛寺42所，特別是北魏皇室大力提倡，奉佛之舉，朝野風從。"篤信彌繁，法教愈盛，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，庶土豪家舍資財若遺跡，于是招提櫛比，寶塔駢羅，爭寫天上之恣，竟模山中之影，金剎與靈臺比高，廣殿共阿房等壯"僅皇室造寺就達47所，王公貴族造寺839所。宣武帝（499～515在位）時，京城洛陽建寺500余所。北魏末期，洛陽被稱作"佛國"，魏境內有佛教寺廟30000余所，僅京都洛陽就有佛教寺廟1367所，"寺奪民居三分且一"，可算中國城內佛寺之最。
少林寺是中國佛教禪宗祖庭
在嵩山梵剎中，最聞名中外的是佛教禪宗祖庭少林寺。少林寺位于河南省鄭州市登封縣城西少室山陰的五乳峰下，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（496年）。時有西域僧人跋陀曾長期跟隨孝文帝，頗受敬重。遷都洛陽后，跋陀不喜歡京師的繁華，常來往于嵩洛之間。孝文帝為它修建了這座寺院，因在少室山陰的叢林之中，故名為"少林"。跋陀在此傳授"小乘宗"，弟于數(shù)百人，其中有的成為后世北方舊禪法的代表。跋陀晚年移居它處，弟子分散各自傳教。教十年后，少林寺成分"大乘宗"的傳法道場。在少林寺首傳"大乘宗"的是印度南天竺人達摩。據(jù)傳達摩為南天竺國香至王之子，姓剎帝利，原名菩提多羅。其師般若多羅，為古印度禪宗二十七祖。梁普通八年（527年）泛海達到廣州，梁武帝遣使請至金陵（今南京），因晤談不契合，于同年渡江北行至北魏，在嵩、洛間傳授禪教。后入少林寺，隱居于寺后五乳峰上的石洞之中，九年"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"，世稱"壁觀婆羅門"，所傳安心禪法，深受魏明帝推崇，僧俗信向者甚眾。達摩在北魏傳授的是以《楞伽經(jīng)》為依據(jù)的獨特大乘禪法,他提出了"理入"和"行入"的"入道"途徑。理入屬宗教理論，行入屬于宗教實踐，即禪法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教義，也就是菩提達摩的簡易禪法。經(jīng)其弟子慧可等以下幾代禪師的闡發(fā)，到惠能時正式形成禪宗?；菽芊ㄋ蒙駮?，堅持南宗為禪宗正統(tǒng)，認定自菩提達摩至惠能六代系一脈相承。從此菩提達摩被尊為東土禪宗初祖，少林寺被尊為中國佛教禪宗祖庭。
河南有中國西行求法第一人、第一個受戒出家的漢僧
朱士行（約三世紀），三國魏僧人。原籍潁川（治在今河南禹縣）人。少年出家，嘉平（249-253年）中，縣柯迦羅弘傳《僧祗戒本》，并創(chuàng)行依羯磨法授戒朱士行依法受戒為比丘，與在他以前僅僅以離俗為僧的有別，因此后將他當作漢土真正沙門的第一人。他出家后，專心精研經(jīng)典。當時最流行的譯本是《道行般若經(jīng)》，他常在洛陽講此經(jīng)。但《道行般若經(jīng)》的傳譯者理解不透，刪略頗多，脈絡模糊，文句艱澀，難于理解。他感嘆大乘里這樣的要點竟譯得不徹底，就發(fā)愿尋找原本來彌補這一缺憾。甘露五年（260年），他從長安西行出關，渡過沙漠，輾轉到達了大乘經(jīng)典集中地的于（今新疆和田一帶）。在那里，他果然得到《放光般若經(jīng)》的梵本40章，60余萬字。因受到當?shù)芈暵剬W徒的阻撓，未能將經(jīng)本很快送出，直到西晉太康三年（282年）才遣弟子弗如檀（漢譯法饒）等10人送回洛陽，惠帝元康元（291年）由竺叔蘭、無叉羅等人在陳留水南寺譯為漢文《放光殷若經(jīng)》，計20卷。朱士行終身未回漢地，80歲病死于闐。其所得經(jīng)典雖只有《放光般若經(jīng)》一種，譯文仍不完整，但對當時影響很大。一時學者如帛法祚、支孝龍、竺法蘊、康僧淵、竺法汰、于法開等或者加以注疏，或者從事講說，都借《放光般若經(jīng)》來弘揚般若學。因朱士行求法故事動人，后人有托名《朱士行漢錄》經(jīng)錄著作，此錄在隋初即已散失。
白馬寺是中國最早的佛經(jīng)譯場
佛教經(jīng)典由口頭傳誦到書寫成文，經(jīng)歷了漫長的發(fā)展過程，并逐漸形成各宗各派學說。佛教經(jīng)典繁多，總稱為經(jīng)、律，論三藏。中國佛教經(jīng)藏大部分都是在河南譯出的。洛陽、安陽、開封、許昌等地都是重要的佛經(jīng)譯場。而洛陽白馬寺則是中國第一個佛經(jīng)譯場。東漢時期，洛陽白馬寺清涼臺已成為西域、印度佛教學者、高僧來中國后翻譯佛經(jīng)的中心，中國早期佛經(jīng)絕大多數(shù)是在這里譯出來的。相傳印度高僧攝摩騰，竺法蘭與蔡諳秦景同來洛陽后，明帝命二高僧將所帶來的佛經(jīng)原本--梵文"見葉經(jīng)"在白馬寺譯成漢文，其名為《四十二章經(jīng)》，此為中國第一本漢文佛經(jīng)。攝摩騰去世后，竺法蘭又單獨譯出了《十地斷結經(jīng)》4卷、《法海藏經(jīng)》1卷、《佛本生經(jīng)》1卷、《佛本行經(jīng)》5卷等，這是中國最早的一批佛學著作，對中國佛教的最初傳播關系極大。在東漢后期桓、靈帝時期，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，通曉"外國典籍三年（170年）的20多年內，他在洛陽先后譯出〈安般守意經(jīng)〉、〈陰持人經(jīng)》、〈大十二門經(jīng)〉等共95部,115卷。后又有月支人支婁迦殲，來后不久，即到洛陽，通曉漢語，他先后在洛陽譯出《般若道行經(jīng)》、〈般若三味葉〉等23合,67卷，所譯最主要的是《道行般若波羅密經(jīng)》，開了中國般若學之先聲。安世高偏重宣揚坐禪法，多佛教小乘內容；支婁迦讖偏重宣揚般若學，多佛教大乘內容，這就成為東漢后期佛學的二大系統(tǒng)。相傳,兩位譯經(jīng)大師，都曾長期居住白馬寺里從事佛經(jīng)的翻譯和主持譯經(jīng)事宜。和安世高、支婁迦讖二位譯師大體同時在洛陽譯經(jīng)的還有：天竺的竺佛朔，安息的安玄，月支的支曜，康居的康孟祥、康巨等。當時漢人參與譯經(jīng)者，有親自受教于安世高的嚴佛調以及洛陽人孟福、張蓮等10多人。據(jù)有關資料記載，從東漢永平十一年（68年）至東漢延康元年（220年）的150多年間，譯經(jīng)者有12人，共譯出佛經(jīng)292部，395卷。洛陽以及白馬寺不僅是我國最早的佛經(jīng)翻譯道場，也是我國譯經(jīng)最多的譯經(jīng)場所。
河南有中國最早受戒出家的比丘尼
傳戒是設立法壇，為出家的僧、尼或在家的教徒傳授戒法的一種宗教儀式，亦稱開戒或放戒。佛教傳入中國時，并無傳戒儀式。據(jù)佛教史籍記載，當時度人出家只以剃發(fā)披服縵條，即無條相袈娑，以不滿五人，不能受具。大概只用三皈、五戒、十戒迭相傳授而已。曹魏嘉平二年（250年）時，曇摩（柯）迦羅來洛陽，見眾僧未秉戒法，就在白馬寺譯出《僧祗戒本》以備用。并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，這是中國依律傳戒之始。魏正元中（245-255年）安息國沙門曇帝在洛陽譯出《昱元德羯磨》，才具備羯磨儀式。中國僧徒受具足戒即在此時始。到了東晉時（317-420年），出家僧尼漸多，道安（312-385年）始提倡嚴肅戒律。他制定僧尼軌范，有布薩（說戒）、悔過等法。中國尼眾之受具足戒實始晉代。晉穆帝升平元年（357年），僧建請曇摩竭多于洛陽，依《僧祗尼羯磨》及《戒本》建立戒壇傳戒。當時沙門道場以《戒因緣經(jīng)》為難，認為他傳戒結界不合法。曇摩竭多遂浮舟于泗河結壇，洛陽竹林寺凈檢尼等4人同于此壇從大僧（和尚為大僧，尼為二僧）受具足戒，這是中國尼眾受戒之始，種為船上受戒，凈檢等4人是中國最早受戒出家的比丘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