綜觀明清時代的晉商，具有三個明顯的特征：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(xié)餉供應的工具；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系；三是利潤的封建化。
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(xié)餉供應的工具，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，即皇商、官商、大鹽商、洋銅商等。如開中法的實行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(zhèn)軍隊籌集軍餉，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(zhèn)軍隊糧、布餉需，換取鹽引，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。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，既解決了北方邊鎮(zhèn)軍餉，又收到了鹽稅，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興起。入清后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“商賈之途”，是“財賦有出”之地，另眼看待。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、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、平定大小金川叛亂，及在鎮(zhèn)壓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、太平天國、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，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。在清代的皇商中，最、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。范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，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，建立了功勛。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，范氏又作為的洋銅商，往返于東土與東瀛間。山西票號創(chuàng)立后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(xié)餉、籌借匯兌抵還外債、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。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庚子事變發(fā)生，西太后、光緒帝西逃，途經山西時，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，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。事后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，改匯山西票號老莊——平遙、祁縣、太谷，頓時山西平、祁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。次年，西太后、光緒帝由陜返京，仍由山西票號繼辦“回鑾差款”匯兌。所以有人說：“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”，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系，表現(xiàn)形式很多，如明代揚州鹽商，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，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系，政府優(yōu)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。入清后，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優(yōu)勢依然沒有動搖，徽商為了爭取上風，不得不采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。（參見余英時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》，《內在超越之路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）在這方面，山西商人不僅毫不遜色，而且自有獨到之處，以致與政府達到如膠似漆的地步。以山西票號來說，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。儒士一旦考中，票號便利用其關系代為運動，放任外官。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，以后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系的官員。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。咸豐時，清政府為籌集軍餉，大開捐納鬻官之門，規(guī)定文官可至道臺，武官可至游擊、京堂二品、各部郎中，鬻實官和虛銜。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，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，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。對于在任的王公大臣，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。陳其田《山西票莊考略》稱：“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，更多趣聞?！诰┑膸讉€大的票莊，拉攏王公大臣，在外省的碼頭，不啻為督撫的司庫?！弊钫?，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，百川通交好張之洞，協(xié)同慶交好董福祥，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(jiān)督某氏，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，三晉源交結岑春煊，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(jiān)督、慶親王、倫貝子、振貝子和趙舒翹等。據(jù)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。為了訂節(jié)，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，想借銀十萬兩，日升昌因數(shù)目大未能爽快答復。張又改去協(xié)同慶票號，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，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，并聲稱：十萬銀不算什么，但不可能一下用完，不如立個折子，用多少，取多少，不必限定數(shù)字。張聞言大喜。而經理的打算是，既拉攏住張，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么官，借銀也可隨機應變。后來張放任兩廣總督，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(xié)同慶解交，協(xié)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。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。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，在卸任還鄉(xiāng)時，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，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，每年支取一萬兩，十年交完，而不計利息。重瑤圃放棄利息，表面看來有些損失，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(shù)千里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，不僅運費浩大，而且有風險，贓銀一旦被人發(fā)覺或被御史彈劾，不但銀子保不住，本人也會身陷囹圄，甚至遭殺身之禍，但與票號勾結起來，采取匯兌辦法，則可保無虞。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，對擴大業(yè)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。如各省解部款項，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。但是手續(xù)繁雜，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、刁難。山西票號卻不同，他們上結尚書、郎中，下交門房、庫兵，手續(xù)嫻熟，
關系甚廣，交款毫無阻擋。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，視為捷徑。山西票號解款，自庫兵以至郎中，皆有分例，每逢年節(jié)也必贈款，年關時節(jié)，自舊歷12 月20日起至30日止，每日二三輛轎車，專門送禮，自管事至老媽子，都有名單，按名奉送。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，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“相公”的地方會面，這里酒席講究，招待殷勤，屋內布置精致、雅靜。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，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。由上可見，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，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、互相利用的關系。
關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，我們知道，山西商人雖然富有，但其資本投向產業(yè)卻是個別現(xiàn)象，而且多在清末民初，并未出現(xiàn)商業(yè)資本向產業(yè)資本轉化的大趨勢，商業(yè)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。其原因，主要是當時產業(yè)利潤低、商業(yè)利潤高之故。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去向，因資料短缺，無具體數(shù)量統(tǒng)計。不過，明人宋應星《野議·鹽政議》略有記載，《野議·鹽政議》稱：
商之有本者，大抵屬秦、晉與徽郡三方之人。萬歷盛時，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。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，只以百萬輸帑，而以三百萬充無妄費，公私俱足，波及僧、道、丐、傭、橋梁、樓宇，當余五百萬，各商肥家潤身，使之不盡，而用之不竭。至今可想見其盛也。
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(xié)餉供應的工具，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，即皇商、官商、大鹽商、洋銅商等。如開中法的實行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(zhèn)軍隊籌集軍餉，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(zhèn)軍隊糧、布餉需，換取鹽引，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。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，既解決了北方邊鎮(zhèn)軍餉，又收到了鹽稅，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興起。入清后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“商賈之途”，是“財賦有出”之地，另眼看待。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、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、平定大小金川叛亂，及在鎮(zhèn)壓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、太平天國、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，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。在清代的皇商中，最、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。范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，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，建立了功勛。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，范氏又作為的洋銅商，往返于東土與東瀛間。山西票號創(chuàng)立后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(xié)餉、籌借匯兌抵還外債、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。光緒二十六年（1900）庚子事變發(fā)生，西太后、光緒帝西逃，途經山西時，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，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。事后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，改匯山西票號老莊——平遙、祁縣、太谷，頓時山西平、祁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。次年，西太后、光緒帝由陜返京，仍由山西票號繼辦“回鑾差款”匯兌。所以有人說：“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”，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系，表現(xiàn)形式很多，如明代揚州鹽商，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，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系，政府優(yōu)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。入清后，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優(yōu)勢依然沒有動搖，徽商為了爭取上風，不得不采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。（參見余英時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》，《內在超越之路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）在這方面，山西商人不僅毫不遜色，而且自有獨到之處，以致與政府達到如膠似漆的地步。以山西票號來說，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。儒士一旦考中，票號便利用其關系代為運動，放任外官。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，以后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系的官員。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。咸豐時，清政府為籌集軍餉，大開捐納鬻官之門，規(guī)定文官可至道臺，武官可至游擊、京堂二品、各部郎中，鬻實官和虛銜。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，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，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。對于在任的王公大臣，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。陳其田《山西票莊考略》稱：“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，更多趣聞?！诰┑膸讉€大的票莊，拉攏王公大臣，在外省的碼頭，不啻為督撫的司庫?！弊钫?，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，百川通交好張之洞，協(xié)同慶交好董福祥，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(jiān)督某氏，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，三晉源交結岑春煊，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(jiān)督、慶親王、倫貝子、振貝子和趙舒翹等。據(jù)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。為了訂節(jié)，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，想借銀十萬兩，日升昌因數(shù)目大未能爽快答復。張又改去協(xié)同慶票號，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，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，并聲稱：十萬銀不算什么，但不可能一下用完，不如立個折子，用多少，取多少，不必限定數(shù)字。張聞言大喜。而經理的打算是，既拉攏住張，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么官，借銀也可隨機應變。后來張放任兩廣總督，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(xié)同慶解交，協(xié)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。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。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，在卸任還鄉(xiāng)時，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，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，每年支取一萬兩，十年交完，而不計利息。重瑤圃放棄利息，表面看來有些損失，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(shù)千里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，不僅運費浩大，而且有風險，贓銀一旦被人發(fā)覺或被御史彈劾，不但銀子保不住，本人也會身陷囹圄，甚至遭殺身之禍，但與票號勾結起來，采取匯兌辦法，則可保無虞。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，對擴大業(yè)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。如各省解部款項，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。但是手續(xù)繁雜，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、刁難。山西票號卻不同，他們上結尚書、郎中，下交門房、庫兵，手續(xù)嫻熟，
關系甚廣，交款毫無阻擋。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，視為捷徑。山西票號解款，自庫兵以至郎中，皆有分例，每逢年節(jié)也必贈款，年關時節(jié)，自舊歷12 月20日起至30日止，每日二三輛轎車，專門送禮，自管事至老媽子，都有名單，按名奉送。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，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“相公”的地方會面，這里酒席講究，招待殷勤，屋內布置精致、雅靜。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，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。由上可見，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，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、互相利用的關系。
關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，我們知道，山西商人雖然富有，但其資本投向產業(yè)卻是個別現(xiàn)象，而且多在清末民初，并未出現(xiàn)商業(yè)資本向產業(yè)資本轉化的大趨勢，商業(yè)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。其原因，主要是當時產業(yè)利潤低、商業(yè)利潤高之故。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去向，因資料短缺，無具體數(shù)量統(tǒng)計。不過，明人宋應星《野議·鹽政議》略有記載，《野議·鹽政議》稱：
商之有本者，大抵屬秦、晉與徽郡三方之人。萬歷盛時，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。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，只以百萬輸帑，而以三百萬充無妄費，公私俱足，波及僧、道、丐、傭、橋梁、樓宇，當余五百萬，各商肥家潤身，使之不盡，而用之不竭。至今可想見其盛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