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5月31日，宋慶齡、沈鈞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(lián)合會。1936年11月22日深夜，救國會七位負責人，沈鈞儒、李公仆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王造時、章乃器、鄒韜奮被國民黨政府逮捕。11月24日，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發(fā)出布告，宣布他們的“罪行”：“李公仆等自從非法組織所謂‘上海各界救國會’后，托名救國，肆意造謠，其用意無非欲削弱人民對于政府之信仰，近且勾結‘赤匪’妄倡人民陣線，煽動階級斗爭，更主張*國民政府，改組國防政府，種種謬說均可復按?！?BR> 沈鈞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。他們從事的抗日救亡活動，順應民心，代表民意。國民黨政府羅織的“罪行”，說到底無非只是“謬說”。以言論治罪本身違反法制，何況種種“謬說”未必可以“復按”。
消息傳出，全國嘩然。北平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李達、許春裳等107人；天津文化界、暹羅（今泰國）華僑文化界200余人；新加坡全體華僑紛紛致電國民黨政府，要求立即釋放他們。作家羅曼·羅蘭、科學家愛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*。
北平各大、中學校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，特地罷課兩天，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請愿。12月12日，北平學生舉行大*，高呼“爭取愛國自由、釋放愛國領袖”等口號。全國許多報紙把他們稱為“七君子”，把他們的案件稱為“愛國無罪”案。
按照國民黨政府法律規(guī)定，偵訊時間以兩個月為限，必要時可以延長兩個月。沈鈞儒等七人一身正氣，光明磊落，國民黨辦案人員偵無可偵，訊無可訊，只得延長羈押兩個月。1937年4月4日，也就是法定偵查期滿的后一天的晚上八點鐘，檢查官才炮制出了“起訴書”。這個“起訴書”洋洋數千言，東拼西湊地捏造了 “十大罪狀”。鄒韜奮憤怒指出：“故意羅織，入人以罪?！痹温蓭煹纳城Ю锔锌卣f：“我們萬不料偵查了四個月之久，起訴書理由竟然如此空洞、歪曲，真是污辱了國家，污辱了神圣的職務?！?BR> “起訴書”出籠，立即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*。宋慶齡、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發(fā)起“救國入獄運動”，發(fā)表 “救國入獄運動宣言”，向全世界莊嚴表示：“中國人民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，愛國的中國人民決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，而有千千萬萬個。中國人心不死，中國永不會亡?！彼螒c齡親自率領愛國人士，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文件，直赴蘇州高等法院“請求羈押”入獄，與七君子一道坐牢。國民黨政府無可奈何，十分尷尬。
1937年6月10日，國民黨政府悍然開庭，公開審理此案。那天，法院門口擠滿了人群，前來瞻仰七君子風采，對他們表示敬意。法院*見事不妙，貼出布告，改公開審訊為不公開審訊。沈鈞儒等七名“被告”一致表示：這個案子根本沒有秘密審訊的必要，如不公開審理，他們就拒絕答話。他們的律師向書記長傳達了他們的意見，同時表示：如果當事人個個緘默，律師也將保持緘默，不發(fā)一言。
他們的律師都是來自上海的律師，全都是自愿前來進行義務辯護的。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師，總共21人，組成一個律師團。他們不僅要為“被告”個人進行辯護，更重要的是為保障 “愛國無罪”而斗爭，為全國人民爭取愛國的自由。法院*無法審理，只得答應“被告”要求，把“被告”家屬和新聞記者放進來。
“起訴書”又臭又長，全然建立在誣陷、歪曲的基礎上，因此破綻百出，不堪一擊。
沈鈞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獄；1936年12月12日爆發(fā)了“西安事變”。他們不可能與張學良、楊虎城“聯(lián)絡接洽”?！捌鹪V書”卻無中生有地把西安事變列為他們的“罪狀”之一。法院*借口救國會曾于11月間致電，吁請張學良出兵援助綏遠抗戰(zhàn)，誣陷他們“勾結軍人，圖謀軌外行動”，“釀成巨變，國本幾乎動搖”。西安事變中張學良發(fā)表通電提出八項主張，其中第三條為“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”。這就構成了彼此“勾結”的“證據”。這可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！
沈鈞儒頭一個受審，他義正辭嚴作了回答：“我們發(fā)電報給張學良，是為綏遠事件共同抗日，同電還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、宋哲元，希望他們一起督促中央抗日。至于拿西安事變的責任加在我們身上，我本人很奇怪，應請審判長傳張學良作證?！?BR> 鄒韜奮也據理進行駁斥。他指著電報說道：“這個電報內容明明說希望張學良‘請命中央援綏抗日’，并非叫他進行‘兵諫’，并同時還打了同樣電報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，為什么不說勾結國民政府？為什么勾結國民政府不管，而單問張學良？”
辯護律師接著說：“起訴書中所謂‘勾結’，所謂‘互相聯(lián)絡’，是什么意思。這是雙方的事，現(xiàn)在只問單方，怎可判罪？所以無論如何，非向張學良調查不可?！?BR> 這無異給法院*將了一軍。西安事變中，蔣介石表示“寬恕”張學良、楊虎城，“既往不究”，可是張學良陪同他返回南京，蔣介石就把張學良軟禁起來。怎會讓張學良到蘇州法院“作證”呢？
審判鬧劇演不下去了。不久，爆發(fā)了“七七事變”，國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這七位愛國領袖。
& nbsp3月26日上午，再現(xiàn)“七君子事件 26日中午，在上海福壽園舉行的“七君子”銅像揭幕儀式結束后，鄒韜奮女兒、中國韜奮基金會秘書長鄒嘉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，現(xiàn)在我們的史書在涉及“七君子事件”時，都說是國民黨*為了鎮(zhèn)壓抗日民主運動，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“七君子事件”，但從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駐華外交人員給日本陸海軍頭目的八封密電中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“七君子事件”的黑手是日本軍國主義者，正是他們的幕后施壓，才造成了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鄒嘉驪昨天向記者出示1936年日本軍令部（當時日本海軍高統(tǒng)帥機關）的一份內部文件，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，因為這些密電時過半個多世紀，在日本得以解密，從而使一些歷史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文件內有當時日本陸海軍參謀總部和日本駐華外交機構來往的 23封密電，其中有八封密電涉及了“七君子事件”。這些密電鐵證如山，證明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幕后給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種種壓力，并指名道姓地要國民黨*逮捕“七君子”，這才迫使國民黨*制造了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幕后黑手是日本軍國主義
鄒嘉驪說，這些密電終于揭開了一個歷史的謎團，證實了“七君子事件”的主使者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。“七君子”被捕前，上海市秘書長俞鴻鈞曾對日方表示，沈鈞儒等人早已在監(jiān)視之中，但是要有確鑿證據才能加以逮捕。而日本領事寺崎卻說“要等確鑿證據那將遙遙無期”，必須立即動手，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陸戰(zhàn)隊相威脅，說“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樣事態(tài)，說不定將發(fā)生不測的情況。”“七君子”被捕后，俞鴻鈞立即通知了日方，市長吳鐵城還向日方訴說了逮捕之苦心。鄒嘉驪出示的這些證據，*了過去歷對于“七君子事件”的傳統(tǒng)說法，揭露了日軍是這起事件幕后黑手。
日軍密電摘錄
“七君子”是1936年11月22日相繼被捕的，從密電中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日本參與了“七君子事件”的全過程。在事件發(fā)生前4天，密電就稱：
“18日下午寺崎（日本駐滬領事）往訪市府秘書長俞鴻鈞，就已發(fā)電531號所述與之指出：……（一）逮捕除抗日救國會后臺章乃器（原浙江實業(yè)銀行副總經理）、沈鈞儒（律師）李公樸外尚有5人……”。從當時這一密電可以清楚地看出，正是日方唆使國民黨*逮捕“七君子”。23日，日本駐上海大使館致本國陸海軍電十七（機密第352號）：……今日凌晨已在靜安寺路署轄區(qū)與法租界分別將李公樸、沉鈞儒、王造時三人（都有大學校長名義）及史良（女律師）秘密逮捕……”。同日，日本駐上海大使館若杉總領事致本國外務省有田外務大臣第550號密電中指出：“23日上海俞鴻鈞就已發(fā)電537號（一）項謂寺崎云：救國會后臺章乃器、沈鈞儒、李公樸、王造時、史良、鄒韜奮、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舉逮捕?！?
消息傳出，全國嘩然。北平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李達、許春裳等107人；天津文化界、暹羅（今泰國）華僑文化界200余人；新加坡全體華僑紛紛致電國民黨政府，要求立即釋放他們。作家羅曼·羅蘭、科學家愛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*。
北平各大、中學校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，特地罷課兩天，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請愿。12月12日，北平學生舉行大*，高呼“爭取愛國自由、釋放愛國領袖”等口號。全國許多報紙把他們稱為“七君子”，把他們的案件稱為“愛國無罪”案。
按照國民黨政府法律規(guī)定，偵訊時間以兩個月為限，必要時可以延長兩個月。沈鈞儒等七人一身正氣，光明磊落，國民黨辦案人員偵無可偵，訊無可訊，只得延長羈押兩個月。1937年4月4日，也就是法定偵查期滿的后一天的晚上八點鐘，檢查官才炮制出了“起訴書”。這個“起訴書”洋洋數千言，東拼西湊地捏造了 “十大罪狀”。鄒韜奮憤怒指出：“故意羅織，入人以罪?！痹温蓭煹纳城Ю锔锌卣f：“我們萬不料偵查了四個月之久，起訴書理由竟然如此空洞、歪曲，真是污辱了國家，污辱了神圣的職務?！?BR> “起訴書”出籠，立即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*。宋慶齡、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發(fā)起“救國入獄運動”，發(fā)表 “救國入獄運動宣言”，向全世界莊嚴表示：“中國人民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，愛國的中國人民決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，而有千千萬萬個。中國人心不死，中國永不會亡?！彼螒c齡親自率領愛國人士，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文件，直赴蘇州高等法院“請求羈押”入獄，與七君子一道坐牢。國民黨政府無可奈何，十分尷尬。
1937年6月10日，國民黨政府悍然開庭，公開審理此案。那天，法院門口擠滿了人群，前來瞻仰七君子風采，對他們表示敬意。法院*見事不妙，貼出布告，改公開審訊為不公開審訊。沈鈞儒等七名“被告”一致表示：這個案子根本沒有秘密審訊的必要，如不公開審理，他們就拒絕答話。他們的律師向書記長傳達了他們的意見，同時表示：如果當事人個個緘默，律師也將保持緘默，不發(fā)一言。
他們的律師都是來自上海的律師，全都是自愿前來進行義務辯護的。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師，總共21人，組成一個律師團。他們不僅要為“被告”個人進行辯護，更重要的是為保障 “愛國無罪”而斗爭，為全國人民爭取愛國的自由。法院*無法審理，只得答應“被告”要求，把“被告”家屬和新聞記者放進來。
“起訴書”又臭又長，全然建立在誣陷、歪曲的基礎上，因此破綻百出，不堪一擊。
沈鈞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獄；1936年12月12日爆發(fā)了“西安事變”。他們不可能與張學良、楊虎城“聯(lián)絡接洽”?！捌鹪V書”卻無中生有地把西安事變列為他們的“罪狀”之一。法院*借口救國會曾于11月間致電，吁請張學良出兵援助綏遠抗戰(zhàn)，誣陷他們“勾結軍人，圖謀軌外行動”，“釀成巨變，國本幾乎動搖”。西安事變中張學良發(fā)表通電提出八項主張，其中第三條為“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”。這就構成了彼此“勾結”的“證據”。這可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！
沈鈞儒頭一個受審，他義正辭嚴作了回答：“我們發(fā)電報給張學良，是為綏遠事件共同抗日，同電還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、宋哲元，希望他們一起督促中央抗日。至于拿西安事變的責任加在我們身上，我本人很奇怪，應請審判長傳張學良作證?！?BR> 鄒韜奮也據理進行駁斥。他指著電報說道：“這個電報內容明明說希望張學良‘請命中央援綏抗日’，并非叫他進行‘兵諫’，并同時還打了同樣電報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，為什么不說勾結國民政府？為什么勾結國民政府不管，而單問張學良？”
辯護律師接著說：“起訴書中所謂‘勾結’，所謂‘互相聯(lián)絡’，是什么意思。這是雙方的事，現(xiàn)在只問單方，怎可判罪？所以無論如何，非向張學良調查不可?！?BR> 這無異給法院*將了一軍。西安事變中，蔣介石表示“寬恕”張學良、楊虎城，“既往不究”，可是張學良陪同他返回南京，蔣介石就把張學良軟禁起來。怎會讓張學良到蘇州法院“作證”呢？
審判鬧劇演不下去了。不久，爆發(fā)了“七七事變”，國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這七位愛國領袖。
& nbsp3月26日上午，再現(xiàn)“七君子事件 26日中午，在上海福壽園舉行的“七君子”銅像揭幕儀式結束后，鄒韜奮女兒、中國韜奮基金會秘書長鄒嘉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，現(xiàn)在我們的史書在涉及“七君子事件”時，都說是國民黨*為了鎮(zhèn)壓抗日民主運動，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“七君子事件”，但從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駐華外交人員給日本陸海軍頭目的八封密電中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“七君子事件”的黑手是日本軍國主義者，正是他們的幕后施壓，才造成了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鄒嘉驪昨天向記者出示1936年日本軍令部（當時日本海軍高統(tǒng)帥機關）的一份內部文件，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，因為這些密電時過半個多世紀，在日本得以解密，從而使一些歷史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文件內有當時日本陸海軍參謀總部和日本駐華外交機構來往的 23封密電，其中有八封密電涉及了“七君子事件”。這些密電鐵證如山，證明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幕后給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種種壓力，并指名道姓地要國民黨*逮捕“七君子”，這才迫使國民黨*制造了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幕后黑手是日本軍國主義
鄒嘉驪說，這些密電終于揭開了一個歷史的謎團，證實了“七君子事件”的主使者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。“七君子”被捕前，上海市秘書長俞鴻鈞曾對日方表示，沈鈞儒等人早已在監(jiān)視之中，但是要有確鑿證據才能加以逮捕。而日本領事寺崎卻說“要等確鑿證據那將遙遙無期”，必須立即動手，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陸戰(zhàn)隊相威脅，說“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樣事態(tài)，說不定將發(fā)生不測的情況。”“七君子”被捕后，俞鴻鈞立即通知了日方，市長吳鐵城還向日方訴說了逮捕之苦心。鄒嘉驪出示的這些證據，*了過去歷對于“七君子事件”的傳統(tǒng)說法，揭露了日軍是這起事件幕后黑手。
日軍密電摘錄
“七君子”是1936年11月22日相繼被捕的，從密電中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日本參與了“七君子事件”的全過程。在事件發(fā)生前4天，密電就稱：
“18日下午寺崎（日本駐滬領事）往訪市府秘書長俞鴻鈞，就已發(fā)電531號所述與之指出：……（一）逮捕除抗日救國會后臺章乃器（原浙江實業(yè)銀行副總經理）、沈鈞儒（律師）李公樸外尚有5人……”。從當時這一密電可以清楚地看出，正是日方唆使國民黨*逮捕“七君子”。23日，日本駐上海大使館致本國陸海軍電十七（機密第352號）：……今日凌晨已在靜安寺路署轄區(qū)與法租界分別將李公樸、沉鈞儒、王造時三人（都有大學校長名義）及史良（女律師）秘密逮捕……”。同日，日本駐上海大使館若杉總領事致本國外務省有田外務大臣第550號密電中指出：“23日上海俞鴻鈞就已發(fā)電537號（一）項謂寺崎云：救國會后臺章乃器、沈鈞儒、李公樸、王造時、史良、鄒韜奮、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舉逮捕?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