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們以《廣藝舟雙揖》作為康有為投身書法的第一塊里程碑的話，那么這部驚世駭俗的著作背后隱藏了很多值得探究的課題。對它的探究并不一定是理論發(fā)展歷史角度的探究，探究應(yīng)該深人到康有為書法觀形成的層面。亦即是說，不僅僅討論這部書還討論作者這個人。后者未必是一個理論發(fā)展史的內(nèi)容。
     1888年康有為進京順天鄉(xiāng)試，初次上書即遭挫敗。從政變法的熱情為之一沮。這時沈曾植曾有勸告。沈曾植大他8歲，當(dāng)時也在38歲左右，這種同輩關(guān)系使康有為對勸告并不抱抵觸情緒，他曾有一段自白。
     “沈子培勸勿言國事，宜以金石陶遣。時徙館之汗漫舫，老樹蔽天，日以讀碑為事，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(shù)千種，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，略盡睹矣。擬著一金石書，以人多為之，乃續(xù)包慎伯為《廣藝舟雙揖》焉?！?BR>     一一《康有為年譜》
     這即是《廣藝舟雙揖》撰寫的緣起。從“宜以金石陶遣”的口吻看，在此之前康有為未能也不曾想過要“以金石陶遣”，這至少證明康有為在撰書以前一腔熱血從政報國的大致傾向，如果對于科舉中的習(xí)字不算正式研究書法的話，那么他的書法生涯，應(yīng)該從這時即他31歲算起。
     沈曾植的勸告未必是出于成全康有為作為書家的美好目的。沈曾植與翁同愿、潘祖蔭等人是至交，而翁、潘正是極力反對康有為首次上書的主要大臣，故爾，沈曾植的勸告帶有某種個人的態(tài)度也未可知，至少他的“勿言國事”是迎合當(dāng)朝大臣們的心愿的。這種有深刻背景的勸告，再加上康有為變法無門閉戶著書的政治失意所迫這一因素，于是在康有為初的書法生涯中，我們看到了明顯的政治影響和潛在的干預(yù)。它雖然還未化為具體的書法內(nèi)容，但對書法觀的形成卻起著支配作用。
     從光緒順天鄉(xiāng)試上書到七年后的公車上書再到十年后的“戊戌變法”，康有為的政治生涯與光緒皇帝新政相始終。他作為一個政治形象和他持續(xù)十年不懈的變法努力，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他“冥頑不靈”、“本性難改”的人生目的。那么，在此之間撰寫的《廣藝舟雙揖》以及從事書法活動，雖未必能與政治直接掛鉤，要之是出于同一種思想認(rèn)識與觀念模式，我想不會是妄言。這即是說，當(dāng)康有為在政治上變法圖強臥薪嘗膽之時，他在書法上也絕不會安干現(xiàn)狀不思進取，保守僵化的立場在他思想中沒有生存余地。
     我們在《廣藝舟雙揖》看到一種明顯的偏激?！白鹞骸薄ⅰ氨疤啤钡瓤谔柕奶岢?，對唐碑如“顏柳迭奏，撕滅盡矣”，“專講結(jié)構(gòu)，幾若算子，截鶴續(xù)鳧，整齊過甚”;無不使當(dāng)時人為之震駭莫名，而更甚者還在于對北碑的稱頌無己，簡直一無劣處。如此評鷺，自然很少能令人信服。以我看來，康有為看唐、魏之分，有如以變法劃人優(yōu)劣一樣，合者昌逆者亡。在書法大倡魏碑并不是壞事，但偏激過分，不免令人想到了他的上書變法屢遭阻撓的憤憤不平;以此心移之書法，塑造出的觀念自不會四平八穩(wěn)。 （來源 書法屋：www.shufawu.com）稱之為尖銳潑辣、鋒芒嶄然者有之;貶之為故逞己意信口雌黃者有之。站在單一的書法立場上看，偏激之意一目了然，以他的學(xué)識功力應(yīng)該不難分辨，但考慮到他當(dāng)時的背景，PI表面上的荒唐掩蓋了深層的必然。
     僅僅一個評w不夠公允還不足以證明政治態(tài)度對康有為書法觀的強大影響。在《廣藝舟雙揖》中，他公開強調(diào)“變”。第一章中即明確指出:“變者，天也”，以后則反復(fù)提到變的恒常性格:
     “以人之靈而能創(chuàng)為文字，則不獨一創(chuàng)己也。其靈不能自己，則必數(shù)變焉。故由蟲篆而變楠、由箱而變秦分，由秦分而變漢分，自漢分而變真書，變行草，皆人靈不能自己也?！?